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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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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战役

 

20101219  转载自:百度百科

 

百科名片

战役是发生在1935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

概况

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

战役经过

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再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错误总结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军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及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与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而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习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中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和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布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今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北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烈,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谈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撒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虑,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对红军这么重大,为什么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所认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加上当时还没有二、三、四次渡过赤水,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意义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仅从敌情没有摸准轻敌两个方面造成红军伤亡较大,认为土城战役是场失利之战。后来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这段话否认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胜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经过他在四渡赤水的数年后(延安时期)再来总结土城战役的那段精辟论述进行比较,证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

聂荣臻生前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说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

战略意义

最后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其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升华。由于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了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和安全,于是毛泽东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所以毛泽东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践检验真理

土城战役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升华还在于避实就虚的作战原则进一步加强。作战时尽量选择弱势敌军进行交战,不到万不得已,不与强敌硬拼,以保持红军的主要战斗力。当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大捷中,多数红军高层指挥员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意要与占据金沙县城的强敌硬拼,毛泽东力陈其弊,最后说服大家,免除了一次不必要的战斗和伤亡。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其战略意义极其深远,对于它的重大意义,虽是毛泽东和聂荣臻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早已总结出来,但在史学界和军史理论界长期被忽略,这无疑是件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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